这是一张40多年前的照片。

邓小平紧紧握住了年轻人的双手。

身材消瘦，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显得有些局促、拘谨，他的名字叫陈景润。

就在几年前，陈景润还是一个“修正主义苗子”“白专道路典型”。

资产阶级黑线人物、白痴、寄生虫、伪科学……这些帽子陈景润并不在意，电灯被剪掉了，就用煤油灯。

他跋涉在数学的崎岖山路，吃力地迈动步伐。无法统计他失败了多少次。他毫不气馁。一张又一张的运算稿纸，像漫天大雪似的飞舞，铺满了大地。（出自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徐迟）

诗人徐迟用生花妙笔，描绘了一位在逆境中执着坚守的科学家形象，而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也改变了陈景润的人生轨迹。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很多年轻人学习科学的热情大大增长。

要问起他们为什么报考数学所的研究生，无一例外都说是受陈景润老师的影响，是受《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报告文学的指引。

徐迟《哥德巴赫猜想》手稿。图片来源：徐迟纪念馆。

一时间，陈景润这个已过不惑之年、体弱多病的数学家，成为全国青年男女的偶像。

1978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格外早。

3月18日，5500多位科学工作者从四面八方汇聚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隆重召开。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图片来源：新华社。

会场上出现了很多久未露面的老科学家，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已是白发苍苍。

大家互相拥抱，谈笑风生。

春天的气氛确实已经感受到了。

100多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在北京友谊宾馆科学会堂前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1955年首批评定的233位学部委员，大会到场的仅剩下117位，平均年龄已高达73岁。

陈景润，这位被誉为“摘下数学皇冠上明珠的人”，是大会上一颗耀眼的明星。

邓小平动情地夸奖他，像这样潜心科研的人，全国要是能有1000个就了不得。

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复出后自告奋勇主抓科教工作的邓小平宣告：“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

历经磨难的科学家们在台下热血沸腾，许多人眼含热泪把手高高地举过头顶，双手拍得通红，掌声整整持续了12分钟。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科学大会。

老科学家们纷纷复出，当上了科技事业的领头羊。中断多年的技术职称评定工作也迅速得到恢复。

“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陈景润第一批就被评上高级职称，青年数学家杨乐、张广厚被破格提拔为副研究员。

在邓小平亲自过问下，固体物理学家黄昆出任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重新拾起了丢下多年的专业。

从1951年回国起，黄昆已经离开自己最擅长的研究领域整整26年。

黄昆以“庚子赔款”留英公费生的身份，赴英国攻读博士。六年间，他写了十几篇论文，是国际上固体物理前沿中最活跃、最有创造性的一位科学家。现在很多国外大学的物理系教科书，“黄方程”还被称为经典著作，是必读的。

刚过而立之年，黄昆就站上了常人难以企及的科学高峰，但此时，他却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

在北京大学，他成为一名普通的物理教师，毫无怨言地中断了已经取得卓越成就的科研工作。

黄昆到北大以后的十几年间，科学论文就写过1篇。实际上，他回国后自己的研究一直没有开展起来。

1977年，黄昆终于再次获得施展才能的机会。此时，他已经年满58岁。“一个做研究工作的人到60岁，一般地来讲已经处于走下坡路了。”

更让黄昆担忧的是中国的半导体事业。

钱学森晚年曾经感慨：“60年代我们全力投入两弹一星，我们得到很多。70年代我们没有搞半导体，我们为此失去很多。”

20世纪80年代，黄昆跟朱邦芬聊半导体的时候，差距就完全没法比了，我们全国所有工厂加起来做的集成电路不如国外工厂几天的产量。

当时半导体所做出4K的动态存储器，是要向中央报喜的。

“我觉得既然在研究所的话，还是应该把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做起来。”

“快60岁了，可是恰好半导体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个新的领域叫超晶格，我对它感觉到很大的兴趣，看它很重要，所以开始做这方面工作。”

重重压力，反而让黄昆焕发出惊人的活力。他把研究方向瞄准了半导体理论的最新领域——半导体超晶格。

黄昆身先士卒，言传身教，带领一帮青年科学家展开攻关。当年只有30出头的朱邦芬对那时热烈讨论的气氛记忆深刻。

“上班第一件事情就互相谈谈昨天做研究有点什么想法。”朱邦芬说。昨天黄昆把朱邦芬批倒了，第二天朱邦芬一觉醒过来，觉得黄昆有漏洞，又把黄昆批回去，朱邦芬觉得他跟黄昆是有非常多讨论的。

讨论甚至争论整整进行了三年。

终于，黄昆和朱邦芬一起确立了半导体超晶格光学声子模式的理论，被国际物理学界命名为“黄-朱模型”。

黄昆很得意，尽管他的年纪快70了，但他还是能做比较有创造性的工作。

1977年到1983年，短短几年，黄昆领导的半导体研究所就获得各种科技奖励40项，其中全国科学大会奖11项，科学院重大科技一等奖5项。

2001年，黄昆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把500万奖金中的大部分捐给了半导体所，用于科研经费。

和黄昆一同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还有科学家王选。

王选亲手将汉字装进了计算机，启动了中国印刷业的技术革命。

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印刷业采用的还是铅字排版印刷，效率低、能耗大、劳动强度高、污染严重，出一本书至少要一年左右。

排字工人拿着手写的稿子，面前放有一个铅字架。他们从铅字架上一个一个地找字、放字。熟练的排字工人很快就能把这些字找到。

铅板印刷完了以后，铅要放到火里去熔掉，熔成铅水，再铸成新的铅字，排到铅字架上。所以排字工人每天往返量大，劳动强度还高。

而此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采用“电子照排技术”，利用计算机控制实现照相排版。

1974年8月，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制订了一个科技攻关的项目，名为“七四八工程”，全称是“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

“七四八工程”让北京大学青年教师王选有了奋斗的方向。

他把目光直接瞄准了技术领先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

这个目标如果能够实现，将使中国印刷业从铅版印刷直接步入激光照排阶段。

1976年，王选的技术方案得到支持，他也成为“七四八工程”的技术总负责人。这是国际领先水平的技术方案，国外还都没有定型产品。

王选院士。图片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当年开专家论证会的时候，就有专家提出中国二代机、三代机都还没做出来，北大的一个小助教突然就提出四代机，这不是异想天开吗？

质疑并非没有理由。

王选面临的最大难题，首先是要让计算机接纳汉字，将庞大的汉字字形信息存储进计算机中。

但在当时，要把数以万计的汉字放入存储量只有几兆的计算机里，无异于天方夜谭。

王选是学数学的，他想到了用数学的办法去解决。

在一片质疑声中，王选率领团队开始寻找让“汉字进入计算机”的方法。

这是王选当年查改字模信息的手稿，A4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符号。这样的手稿，他一共写了2200多页。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1975年的5月，想到了用一种数学描述的方法。在这，坐在门口构思的，那种愉快是没法形容的。”王选说。

经历了数不清的失败……

1979年7月，国产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终于输出了第一张报版样张。

原理性样机圆满成功，但王选没有打算见好就收。

“不能拿了国家的钱，只是做了一个实验”。他决定从实验室走出来，与国际厂商一争高低。

当时，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照排系统已研制成功，都能排汉字，甚至有一些报社已经采购了国外的系统。

王选团队受到冷嘲热讽，你们“七四八”不如叫“气死吧”。

是临阵退缩，还是决战市场？

王选的回答是：“高科技产业要做到顶天立地。如果将来市场都被外国产品占领，我们的成绩只等于零。”

抱着背水一战的决心，“在骂声中成长”的王选，带领100多名从全国调集来的业务骨干，联合多个协作单位，开始了艰难的攻关。

骂声终于被赞扬声替代。

1985年，中文激光照排系统终于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短短几年间，国内99%的报社和90%以上的出版社、印刷厂，全部用上了中国人自己研发的激光照排系统。

王选用绝对实力把外国公司挤出了中国市场。

1986年2月的一个夜晚，陈芳允敲开王大珩的家门，两位为新中国国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两弹元勋”，谈论的话题是如何发展中国的战略性高科技。

王大珩与陈芳允。图片来源：中国工程院院士馆。

一位是光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一位是卫星导航领域的大科学家，为何讨论起中国战略性高科技的发展方向？

当时国际上有一个热议的话题，要抢占高技术的桥头堡。各国围绕这个话题都在积极地制定规划，都想要发展自己国家的高技术。

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发表电视讲话，公布了震惊世界的《战略防御倡议》，也就是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和东欧迅速制定《科技进步综合纲要》与之针锋相对。西欧17国联合签订《尤里卡计划》。日本提出了《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

新技术的浪潮冲击着整个世界。

但在中国，普遍的观点却是发展高科技应当缓一缓。有些人认为国外有的我们拿来就可以用，没有必要花这个钱自己去做。

“有人说是这种事情等我们下世纪再说也不晚，我们说不行，现在不做到下世纪就没有了，高技术的东西有跟没有大不一样，这是个战略问题。”王大珩说道。

为共和国科技前途而焦虑的两位老人，彻夜长谈。

两人商定，由王大珩执笔，写一个建议书呈送给国家领导，争取为国家决策提供帮助。

王大珩又邀来同为“两弹元勋”的杨嘉墀、王淦昌一起商议。

定稿后，四人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名义，于1986年3月3日联名上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题目是《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

建议书送出仅仅过了两天，邓小平就作出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张劲夫接见我们四个人的时候就问你们要多少钱，我们都说不出来，后来王淦昌在这会儿说了一句，几个亿吧。后来真正当成大事情干了，是给了100亿。”王大珩说道。

四位科学家写信和邓小平批示的时间，都发生在1986年的3月，因此，这个“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被称为“863计划”。

作为“863计划”的功臣，王大珩非常谦虚：“我们几个顶多是起了一些催化剂的作用，或者说是为‘863计划’点了一根火柴。”

这根火柴照亮的是一条奋起直追的科学之路。

短短十年间，近四万名科学家加入到这个行列，攻关课题达2800多个，取得鉴定成果1390项。

蒋新松组织50多家单位的2000多名中青年科技专家，开启了机器人自动化领域的研究。

李国杰带领10位专家，短短两年就研制出曙光1000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系统。

袁隆平的两系杂交水稻推广300万亩，平均单产提高10%以上。

蒋民华、陈创天等领导的人工非线性晶体和激光晶体研究，赵忠贤领导的高温超导材料方面的研究和应用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1988年10月16日凌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达到了世界实验室的最高水平。

10月24日，为祝贺我国高科技领域里的这一重大突破性成就，84岁的邓小平再一次来到这座宏伟的大科学装置。

当天，邓小平即席发表了一段著名讲话。

“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必须在高科技领域里边有一席之地。”